□ 王承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世称“柳河东”。因写有《愚溪诗序》而称号“柳愚溪”。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官终柳州刺史，因又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然，真正定义的，并非这些头衔，而是他在孤独与困境中写下的那些不朽文字。

历史常给人以选择，柳宗元却似乎无路可选。再次品读柳宗元的美文，就走进了柳子坎坷的人生旅程，就走进了柳子丰富的情感世界。

柳子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二十年，虽有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相争等等各种社会弊端急剧加深。在这种背景下，柳子参加了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永贞革新”，并且成为中坚人物。他为了民生社稷，可他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再加上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柳子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随即被贬。永贞元年（805年）九月，柳子先是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十一月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成了一名被安置在永州、不得量移的闲职司马。柳子等八人同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子还未来得及全面实施的生活理想与政治抱负，也一起被打倒了。但打倒并不一定就是打败，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孤独中坚守着自己的志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作于柳子被贬永州时期，渔翁，既是柳氏苦闷与失落的化身，更是他孤独与倔强的灵魂写照。想来在心底，他仍未完全放弃希冀，但更是一种对内心准则的悲壮坚守。每每读此诗，我都看到那寂寥的背影，挺立于冰天雪地之中，苦苦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然而，这一等，就是十年。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柳宗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

柳子在永州，过着孤寂凄苦的日子，清闲的生活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会晤，与自我对话。在这种奇特的平和中，诞生了许多传世名篇，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次文化高峰便凝聚而成了。这期间他创作的《永州八记》《愚溪诗序》等山水游记，或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或借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捕蛇者说》《童区寄传》则直指时代的弊病，字里行间有对社会的不满，对黑暗的批判，对弱者的同情，呼声千年不绝。柳子还广泛研究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撰文著书，完成《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作。

柳子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的情感关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悟，因此，景物在他的描绘之下，无不让人心驰神往，然而，这些秀丽的风景，大多被弃于凄清冷寂的荒野，无人涉足，无人欣赏，甚至无人问津，这不正是被贬的柳氏宗元吗？

经典的文字，都是有生命的，它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弱。柳子的山水游记不仅是情感宣泄，更是对自然与人生关系的哲学探索。但知人而论事时，我却读到了人生的坎坷与无奈。

元和十年（815年）春，柳子终于回京师，然而世事难料，“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由于权臣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一纸圣意，二月才到长安的他，三月便又被贬到更远的柳州任刺史。同样遭遇的刘禹锡虽然也由司马升为播州刺史，但所任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子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因人帮忙，刘禹锡改任连州，柳子才动身向柳州。

生活中，成就永远只是人面向阳光的一面，而影子里的故事，才值得更多的探索。迁居柳州，柳子更加苦闷，他想将自己的孤独、苦闷向自然倾诉、发泄，往往却得到了其有力的反弹，再多的不甘、愤怒，都只能化作嘴角的一丝苦笑，他的心情就愈加寂寞和无奈了。或者他早就没了眼泪，只在煎熬中，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样说来，一座衣冠墓，一座柳侯祠，就不仅仅是一种纪念，更是百姓对他的肯定。

柳子在他这段时期写作的诗文中，仍有怀才不遇的不满，但在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他早已不知不觉中归于自然，或者说，早已淡化了当初的名利追求，虽然还有放不下的情怀，但较之最初的理想抱负，那又怎能相提并论。人往往就是这样，环境不同了，思想境界就不同了，特别是在困顿之时，其实，这并非是人的颓废，只是在大喜大悲中看透了许多红尘逸事，因而也就参透了更多的禅机。

在柳州度过余生的风雨四年里，柳子鞠躬尽瘁，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他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着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最后照亮了一方荒芜，并光耀千年。

时光跨越千年的今天，再读柳子，我们也仿佛能看到这位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匠，拨开重重历史的凄风苦雨，他素衣青衫，踽踽独行于唐末的风雨之中。那前行的路上，那凄迷的薄雾中，柳子太孤单，太瘦弱，但于历史的风尘中，留下的一行足迹，却让后人久久瞻仰。

当然，柳宗元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作为思想家，他提出“统合儒释”的哲学观，批判天命论，强调“生人之意”的民本思想，在唐代思想界独树一帜；作为政治家，他参与“永贞革新”，虽遭贬谪仍坚持《封建论》等政论写作，其改革主张具有超前性。这多重身份在其人生中相互激荡：政治挫折催生了文学高峰，哲学思考又深化了创作内涵。贬谪生涯使他的文学浸透哲思，政论文闪耀着思想锋芒。时代用残酷的生活折磨着他，他反而用那颗饱经磨难的心，抚慰了许多同样痛苦的灵魂，使以后更多的人得到了心灵安慰。

或许，一路跋涉，一路颠簸，柳子感受够了凄凉意，抛洒尽了辛酸泪。从到达柳州的那一天起，柳子已是万念俱灰。所有曾经渴望回乡、回京的梦想，都化作了泡影，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以后的生活中，柳子一边尽可能营造着现实的生活环境，一边忙于微不足道的政事，一边抒写情怀著书立说，就这样打发着寂寥的日子，以了却淡然的余生。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子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进而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公元819年11月28日），柳子在悲愤、忧郁、痛苦中，卒于柳州任所，年仅47岁。

柳宗元的孤独，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却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他在寒江独钓的身影，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坚守，从不需要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