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静

我从小不喜欢冬天。

童年时，总没有完整暖和的鞋袜，尽管一补再补，大脚趾头还是不安分地顶透袜子鞋子，裸露在冰冷的空气里，冻得通红。母亲用怜惜的口吻说：“看你大舅舅又出来喽！”白天忙里忙外的母亲，晚上就赶着在煤油灯下纳鞋底，一双鞋，总要花费好几个晚上才能做成。遇上月明之夜，母亲就穿得厚厚的，坐在屋檐下，“刺啦、刺啦”地纳半夜——为省一小截煤油，母亲竟忍受着逼人的寒气。一家七口人的鞋子，大多是在冬夜做成的，其他时间总是忙里忙外，连片刻不得消闲。惟有明亮的月光陪着她，我们都在热炕上睡着了。

上初中时，二姐给我织了毛衣毛裤，是爸爸捻的毛线，大姐染的颜色，柳芽似的鹅黄色，让人一看就会想到春天。暖和、柔软、舒服。我一穿便是四五个冬天，直到后来有了轻薄的保暖衣，也舍不得丢弃——大姐二姐为了我们三个小的念书，不得不辍学，放羊、干农活。这衣服的每一寸里，都度量着姐姐为我付出的时光。

上学路上，需过一座用树枝和泥草铺的小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冬天的早晨，天黑得怕人，没有手电，我们睁大眼睛，慢慢摸索着走。爬上河沟，走两里多的上坡路，翻一座连羊爬着都费劲的陡山。布鞋踩在冻得僵硬的山路上，寒气便从脚底渗入全身。爬陡山最耗体力，气喘吁吁到达山顶，已浑身是汗。山上有个“豁岘”，穿过那里，北风如万箭齐发般射来。汗涔涔的身子，被这冷风一激，瞬间如浇下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心，忍不住一阵寒颤。我们不敢停留，缩着脖子，赶紧小跑着冲过“豁岘”，再走一里多下坡路，就到学校了。

遇上雪天，北风卷着雪渣，劈头盖脸地砸来。我和同学们手拉手，侧着身子慢慢向下滑，不小心摔倒一个，一大串就滑倒了，骂声大笑声在山谷里回荡，忘记了雪钻进鞋窝那种钻心的疼。

值日生轮流背木柴生火。时常折腾半天，浓烟滚滚，却不见火苗。好不容易生着了，那一点可怜的火种，若添炭不及时，不久只剩下一炉灰烬。炭总是不够，火熄了，便只能硬扛着。教室里，咳嗽声、吸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手冻僵了，握不住笔，只好使劲搓一搓，再伸到嘴边哈几口热气。那生了冻疮的手、耳朵，真像煮熟的甜菜根，剥去了外皮，露出紫红色的肉质。

后来，有人说快速地来回走动，大声地朗读课文，就会暖和些。自习时，我们就捧着书本，在过道里快走，大声念书。有人干脆跑到教室外面，在寒风里边快走边背诵。还真有些作用。我捧书快走、大声诵读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中午我们吃冷馍馍喝冷水。有时馍馍冻得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咬下去，能在上面留下一个冰茬子。只得放在怀里焐一会儿，再小口小口地啃，冷水冰得人牙疼。

家里的炭火也是稀少的。父亲住的大房里，每天有许多来看病取药的人，生着一个小火炉。父亲年年都要趁早将麦衣、黄土和煤沫子，做成“煤块”。这东西不太好烧，只是不温不火地煨着。那尽力燃着的火炉，温暖着来人。

厨房里只有炕，没有火炉。晚饭后，我借着锅灶的余温，坐在炕沿下，将书本摊在炕边上写字。可那点热气很快就散光了，越写手脚越僵巴巴的，鼻涕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只得爬上炕，盖上棉被，趴在炕桌上继续写。

那时我体弱，几乎每年冬天感冒，母亲就做葱花炝浆水的杂粮面，只有这酸溜溜、香喷喷的浆水面，才能勾起我的食欲。发烧的夜，父母给我敷，搓手脚，端水，熬药，忙个彻夜。整个冬天，我们姐弟五个，陆续感冒，“整”得父母不曾闲着。最终，他们也熬出了病。

那时还不大懂“冬至一阳生”的道理。嘴里念着“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心里却焦急地盼着那“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遥远日子，总觉得这“九”怎么数也数不完，春天怎么盼也盼不来。

“冬至一过，白天就长了。”母亲在一个冬至夜，一边在缝纫机上缝衣服，一边平静地说。

“然后呢？”我偎在炕上，急切地问。

“日头就一天比一天走得高了，离咱们近了，天气也就一点点暖和了。”

“噢，太好了！”我应着，心里立刻浮现出春天的景象。父亲边看着《伤寒论》边说，医圣张仲景将冬日的冰冽之气视为危害最烈的邪气，“冬至一阳生”，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冷到了极点，暖就开始萌动了，邪气就开始转化了。

又是一个冬至日，我在温暖的教室里，看学生专注地阅读，望着城里璀璨的灯火，蓦然想起一个个冬天，想起我的老师说过的话：树在冬天扎根最深。身体可以受冻，精神要像火一样旺旺的。将来的你会知道，自己是从怎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人生譬如四季，难免遭遇漫长的、精神上的“冬至”。事业的压力，境遇的窘迫，情感的失意，理想的遥不可及……这些都如同“冰冽之气”，试图让我们患上“伤寒”。但困境的极处，往往正是转机的生发之地。

回头一想，经历的一切，都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