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辉

诗人树贤的诗集《高原反应》以一个精妙的文化隐喻，艺术化地思索了塑造我们存在方式的文化力量，以及向我们抛出了如何用诗学的眼光描绘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纹理这一难题。“高原”既是地理高度，也是文化海拔。“反应”既是生理事件，也是文化嵌入。追问存在方式，不仅可以借助概念而臻至“生之前”与“死之后”的先验区间，更能像海德格尔所讲的一样，采用“存在的诗学”与梅洛庞蒂“感性的诗学”，让存在方式通过艺术而回返至生活世界，成为我生存于世的确定性证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更因为这片土地是我生命的延伸、是我存在的感性证明。树贤在艺术世界中编织着理解世界的意义之网，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采用诗学进入其意义网络的契机。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们总是在天地间行进，三尺床头只不过临时居所。这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或者“无家可归”感，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言行实践。在这个苍凉的底色中，树贤用“行至高原”的隐喻回答了“艺术何为”“诗歌何为”。“行至高原”必然会遭遇高原反应，这些反应可以是生命历程中的不尽困惑与忧愁的写照。在《车巴沟》篇，“他要深深地鞠躬，在疾病缠绕的时候”，“疼痛，或许和安逝有关/该疼的地方疼/不疼的地方跟着疼的地方在疼”。为何要在疾病缠绕的时候深深地鞠躬呢？为何要对这原本消极的状态秉持崇高的敬意呢？积极地面对生活的苦难，甚至“正是疾病的疼痛让我确定我还存在于世”。在《卓尼的夜晚》篇，“昨日的他，和世界的距离之间/没有雾霭与帷幕”，与世界的疏离彰显出一种清澈却孤独的存在状态。这种孤独并非隔绝，而是对存在本质的直视。当外在遮蔽尽数消散，自我与世界赤诚相对，疼痛成为确认存在的凭证，鞠躬便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臣服与礼赞。高原的寒风里，诗人以身体为尺，丈量着灵魂的深度。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生活的真相，“流离失所”的生命总是需要意义来暂时完成停驻，由此在流变的世界中构建一个不变的据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徜徉在万物流转之中，该选用什么样的境域来关照切己之物是一个要点问题。自由的精神与体魄，臻至庄子所言的“无待”之境是一种旨归。诗篇《到尼巴村》中“他轻轻甩开手臂/唤醒了生命的摇动”，《迭山》中“一种无声的尖叫源于生活的自由”，“他们躺在草地上，无所畏惧/一个人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高原之上成熟的芬芳”。自然以其因果律的面目示人，似乎一切皆有定数，人无力可为。而这正是人的情感与激情得以登场的原因，自由的想象超越了因果律的限制，“生活的自由”正是在这种积极进取之中才能获得。

祁连山作为“行至高原”的具体意象，描绘了如何藉由身体感知，以此开启与世界交流的图景。世界的纹理在这种交流中得以浮现。在《牧羊辞：祁连叙事》篇，“我试图去抚摸那个牧羊的傍晚”，伸手的动作成为理解世界的起点，人的动作就像语言一样被铭写在大地之上，成为揭露生存意义的符号表征。在《放牧饮水谣》篇，“站在山头因无水可饮而缄默不语”，站立与沉默构成了一种身体性的思考，超越了语言的指称言说，进入到非语言的默会交流境界。身体作为拥有世界的媒介，不仅装置着各种知觉器官，还把整个世界带到了身体之中。诸此种种，无不体现出物我同一、民胞物与的相融状态，体现出人的精神自由与物性限制之间深刻的辩证法。如果说《祁连回响》是《高原反应》具体内容，人与自然的酣畅对话揭示出二者之间相互构成的深刻哲理，那么《生活百态》与《人间有信》则是生命丰富意义的集中表达。在与世界的联结中，在其褶皱、纹理与张力中进行的细微感知与存在勘探中，树贤的诗歌不再仅仅面对山川河流，而是直面琐碎、温暖且矛盾的具体生活现场，揭示了生命如何在这个由他人、器物、记忆和城市空间构成的“人间”里，寻找并确证自身的存在。

通览《树贤诗集》，我们完成了一场漫长而丰饶的感性的诗学之旅。从“行至高原”确立行动方向，到“祁连回响”的雄浑交响，到“生活百态”的细碎摩擦，再到“人间有信”的温情共振，这条诗学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一位诗人以其鲜活的、沉入世界的温情，践行一种深刻的“感性诗学”。为我们这个日益抽象和疏离的时代，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启示：诗意地栖居，首先意味着感性而本真地“在世存在”。它要求我们重新唤醒沉睡的感官，用整个身体去“看”、去“听”、去“触摸”我们所处的世界。

无论是高原的风雪，还是城市的尘埃，无论是创造的欢愉，还是失去的痛楚，都值得以身体的全部诚恳去接纳和言说。树贤的诗歌，因此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成为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通过感性来确认生命、锚定意义的哲学行动。在他的诗中，我们找回了那个与世界血肉相连的自己，并聆听到从“世界之肉”深处传来的、古老而永恒的回响。这，正是其诗集深沉而持久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