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小兰

晨起站在小区门口，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不由分说地钻进领口与袖间。天色是沉沉的铅灰，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干涩的呜咽。空气里混杂着枯叶腐败后的土腥气、早点摊炸油饼的焦香，还有不远处临时搭建的鞭炮销售点飘来的、似有若无的硝烟味——那是年末特有的气味，像在催促一切都要有个归结。

风一阵紧过一阵，绿化带里蜷着的枯叶发出沙沙脆响，干燥而破碎。是啊，腊月了。腊月的风，到底有了些分量，湿漉漉、凉飕飕的，贴着腿脚游走。寒意顺着布丝的纹理，一丝不苟地渗透进来，往骨头里钻。这样的天气，真想折返回去。可想起今天必须出门办理的事，终究还是将围巾裹紧，迈开了脚步。

我是为一张表格出的门。

昨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是文友发来的消息。寥寥数语，清晰有力：“省作协入会通知已下发，县文联韩主席要求符合条件的本土作家抓紧填写准备材料，统一按时上报市作协。”后面附着文件。

文友是名退役老兵，在县作协是个热心肠，中等个头，身板挺直，留着极短的平头，健康小麦色皮肤映衬着一张国字脸，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当兵时从事过多年部队新闻宣传工作。退役这些年，依然保持着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每次开会或聚会后，大家还在回味闲谈，他的文章已经迅捷地出现在了新媒体，文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战地记者”。

这些年，文友一直热心义务为县里新老作家们跑前忙后，从未停歇。手机上这条消息，犹如他本人——干脆、直接，字句间带着温度。

我点开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心里那片沉静了许久的湖，像是被这短短一句话的石子，咚地一声，激起不大不小、却一圈圈漾开去的涟漪。加入省作协，这个念头在心里盘算了一两年。可真到要填表时，内心反倒淡了许多。

街角的电脑铺子，玻璃门擦得透亮，里面垂着淡绿色的帘子。推门进去，一股熟悉的油墨味便裹了上来。老板是老熟人，戴着眼镜，说话爽利。见我进来，她扭头抬了抬眼，“来啦！”算是打过招呼，又继续盯着屏幕，手下键盘哒哒作响。我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拿出手机，从微信里找出要打印的表格和材料发给她，说了句：“麻烦了。”

打印机开始工作，发出有节奏的、温吞的吞吐声。那声音在略显空旷的铺子里，格外清晰。我站在一旁等着，目光无意识地落在写字台面零散的纸张、硒鼓、墨盒上，思绪却跟着打印声一页一页飘远。

想起第一次在镍都北京路街角的绿色邮筒前投稿时的虔诚；想起那些或婉转或直白的退稿信，被我折成纸飞机在技校宿舍空地上飞来飞去时心中的隐痛；想起第一次在《白银晚报》发表豆腐块时的狂喜；想起无数个夜晚，对着闪烁的光标，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写得顺时如轻舟顺水，两岸都是风声；卡顿时却像在泥泞里跋涉，抬脚都费力。不由由衷感慨：写作真是一场漫长的灵魂修行，是独自面对空白文档时，自我怀疑与偶尔确信的交替，是与内心深处那些模糊声音反复的对话、搏斗。这过程，与其说是追求一个“作家”的名号，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安放自己的路径，一种理解世界、与自我和解的方式。

“好了。”

老板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她递来一叠纸张，还留着打印机微弱的余温。我接过来，一页页翻看、核对。

我的散文集名字——《山杏烂漫》，还有那些在各平台发表过的篇目，都被填进了“作品发表出版情况”一栏。

接着，我拿起笔，在“申请人签名”处，慢慢地、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所有材料齐备，用夹子仔细夹好，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给文友打了电话，问他在哪里，好把表格送过去。文友说不急，就放在电脑铺，他自己来取。

我只好把牛皮纸袋托付给老板，再三道谢。走出铺子，风似乎更劲了些。我没有立刻往回走，就在门口的绿化带前站了一会儿。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刀子似的，却也让脑子里的纷乱沉淀下来，格外清醒。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省作协是否同意我入会，都已经不那么要紧。那个牛皮纸袋里的表格，那个我为之奔走了许久的念想，或许并不是一个终点，一个可以抵达并从此安然休憩的站台。它更像是一个路标，立在我面前，沉默地告诉我：你已从此经过。而路，依然在脚下延伸着，伸向更多未知的、刮着风的清晨，也伸向内心更深的旷野。

风依然冷。

不远处临时搭建的鞭炮销售点，飘来的似有若无的硝烟味，仍淡淡地悬在空气里。我紧了紧领口，戴好围巾，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