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者

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会宁知县徐敬编撰的《续修会宁县志》，载有前任知县乙未进士浙江钱塘人陈墉撰写的一篇题为《会宁县厅壁志（记）》的文章，这篇以一位当地知县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文章，刻石立于县衙前的照壁，其用意在于“墉因以自警，并使后之人知法戒”，这篇文章把我们带入了187年前清道光时代的会宁。

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陇中黄土高原的寒风卷着沙砾，扑打在会宁县城的厚厚土墙上。新任知县陈墉捧着朝廷的任命文书，站在县衙大堂中央，望着斑驳的墙壁，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踏入的不是一方安稳的治所，而是一条被帝国驿道裹挟、被边疆政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困局之地。

会宁，这座地处祖厉河畔的小城，在清代道光年间的西北版图上，有着一个沉重的身份——甘凉孔道，巩郡首驿。它东接静宁、隆德，西连安定、兰州，南通天水，北抵靖远、中卫，是中原通往西北边疆的咽喉要道。对于清帝国而言，这里不是寻常的州县，而是维系边疆稳定的神经末梢。每日里，从京师到秦豫山陕的达官显贵，从东南各省运往西北的五百万两军饷，从蒙古、西域、西藏前来朝贡的王公贵族与宗教使团，都必须从这里经过。

陈墉在《会宁县厅壁志（记）》中写下的文字，字字皆是亲历的实景。巩昌府会宁县东大路的驿道上，车马喧嚣，昼夜不息。知县要么在驿站，要么在去驿站的路上。青家驿、翟家所和县衙的差役们整日奔忙，备车马、供食宿、送粮草，稍有差池，便要承受雷霆之怒。过往官员稍不如意，便“缚挞隶卒，搪撞噪骂，麾县令如奴”。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会宁知县的选拔标准早已偏离正轨——不问德行，不问资历，只选“材干捷智能忍诟者”，能忍气吞声、应付场面即可。

于是，一个畸形的官场生态就此形成：重邮驿，轻民事。历任会宁知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驿务应酬之中，焦头烂额，竭尽精髓，只为讨好上级、应付过客，换取一时安稳。至于百姓疾苦、地方治理，早已被抛诸脑后。陈墉痛斥道：“鲜有暇力为民营长策便计者，舍本而逐末，图细而遗钜。”而会宁的百姓，正承受着这份治理失衡带来的深重苦难。这片土地本就贫瘠苦寒：“土苦涩无水利，北境尤高亢，雨稍失时，人畜病暍。”干旱少雨，土地沙化，农耕本就艰难。再加上驿务繁重，官府频繁征调民力、粮草，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弃妻儿，委田宅，散走即他方”。村落凋敝，田亩荒芜。妇女们惰拙无依，终日坐以待哺；晋秦商人趁机盘剥，以高利贷役使百姓，民生愈发动荡。陈墉目睹此景，痛心疾首：“枯瘠沙砾，不繁种植……愈困殆，其呰窳难治如此!”陈墉深谙，这一切的根源，不在于百姓，而在于官场的本末倒置。上级考核只重驿务政绩，官员们便只知“赂犒、取媚、猎誉”，无人关心水利兴修、农业发展、教化安民。边疆州县，竟成了应酬之所、苟且之地。陈墉本想有所作为，却很快陷入无力回天的困境。一年任期将满，他扪心自问：养民何功？教民何德？百姓未受分毫恩泽，自己却贪恋禄位，苟且度日。每坐堂皇，面对吏民，便“不自觉惭汗之交下也”。这份愧疚，最终化作了一方刻在县衙厅壁上的文字。

陈墉决定，仿古题名之例，将历任知县的姓名、年月一一刻于厅壁之上，任由后人评说。他要让“公论不可泯，民口不可防”。这方厅壁之记，是陈墉的自警，是对官场积弊的控诉，更是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基层治理困境的真实写照。在陇中驿路的滚滚烟尘中，会宁只是一个缩影。无数边疆州县，都在帝国的军政需求与民生疾苦之间艰难挣扎。驿道的繁华，掩盖不了底层的凋敝；官场的应酬，替代不了真正的治理。

祖厉河水悠悠流淌，厅壁铭文斑驳依旧。那段尘封在道光年间的官场往事，如同驿路上的车辙，深深印刻在西北大地的历史肌理之中，警示着后人，也回响至今。陇中腹地，祖厉河畔的会宁，自古便是陕甘驿道重镇，在清代道光年间，这座小城并非寻常州县，而是中原与边疆的咽喉要冲，承载着帝国驿传、军需转运、藩属朝贡的千钧之重。知县陈墉笔下的《会宁县厅壁志（记）》，如同一幅泛黄的画卷，将彼时官场的沉浮、民生的疾苦、吏治的积弊，一一铺展在时光深处，道尽边疆州县治理的万般无奈与深沉反思。于是，这方厅壁之记，既是他的自警之辞，亦是对后来者的法戒之语，更是对清代边疆吏治失衡的无声控诉。

驿路风尘，漫卷岁月；厅壁铭文，镌刻初心。道光年间的会宁，是清代西北边疆州县的缩影，驿路的繁华与民生的凋敝，官场的浮躁与士人的自省，交织成一曲沉郁的历史长歌。陈墉的文字，穿越百年时光，依旧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为官者，当以民为本，逐本舍末，方能不负一方水土，不负百姓期许。这回响，至今仍在祖厉河畔，会宁大地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