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窑沟的窑址遗存 蔡小兰 摄
□ 郭永辉
人说出门不露白，白便是银子，是钱财，是身家性命。可偏有这块地界，大大方方把白银二字顶在头上，从古到今，没遮没拦。头一回来，坐火车过黄河，窗外的山换了颜色，不再是青黛，是那种被太阳晒透了的焦黄，层层叠叠，像粗陶片子垒起来的，日头底下泛着光，可不就是满山满眼的白银子么。车轮碾着铁轨咣当咣当地响，窗缝里灌进来的风带着一股子土腥味儿，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矿石气，涩涩的，呛呛的，可闻多了竟觉着踏实——那是大地深处被翻出来的味道，是亿万年的沉眠被人唤醒后打的哈欠。
这地方，秦以前是羌戎之地，汉属金城郡，唐属会州，宋归西夏，元明以降才渐渐有了如今模样。说它古，古不过长安洛阳；说它新，新不过深圳浦东。可不古不新之间，偏偏沉沉地坠着一块砣——是历史的砣，也是日子的砣。黄河从这儿拐了个大弯，像一条浑黄的臂膀，把这片土地搂在怀里。水声日夜不停地响着，从远古响到如今，把石头磨圆了，把山谷切深了，把一辈一辈人的日子都冲刷得有了光泽。
白银区：铜城的魂
白银这地方，能叫白银，跟凤凰山的矿藏脱不了干系。明朝时候，官家在凤凰山、火焰山一带设了采矿机构，就叫白银厂，名字就这么来的。那时候山西、陕西、江浙的商贾都往这儿跑，来贩卖金银，骆驼队叮叮当当地从丝绸之路的支线上拐进来，驮着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换走这里的金银铜铁，热闹得很。后来一场大地震，凤凰山山体腰折，矿洞塌陷，矿藏又深埋地下，开采也就停了。那些年久失修的洞口，被风沙一点一点地填平，被野草一层一层地覆盖，渐渐地连当地人都不大记得确切位置了，只有老辈人偶尔在茶余饭后指着一处土包说，那底下，有银子哩。听的人笑笑，不当真，可心里头总归种下了一颗种子——这地方底下有东西。
真正让白银扬名的，是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响。
那时候新中国刚立起来不久，百废待兴，国家需要铜，需要各种有色金属。勘探队背着干粮和水壶，在祁连山余脉的沟沟岔岔里走了大半年，终于在凤凰山底下探明了储量惊人的铜矿。消息传到上面，拍了板——干！于是就有了那场大爆破。老人说，那天早晨天还黑着，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被请到了安全地带，有人爬上山梁远远地看。只听一声闷雷似的响，从地底下拱上来，脚底下的地都跟着颤了几颤。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烟尘从凤凰山升起，像一朵黑蘑菇，慢慢地往天上长，长到半空才散开。烟尘落定之后，原先那座山头不见了，变出了一个巨大的露天采坑。从那以后，天南海北的人就涌来了，背着铺盖卷儿，揣着介绍信，有的还拖家带口。火车站台上一水儿的绿军装、蓝工装，人声鼎沸，行李摞得小山似的，喇叭里喊着各个单位接站的名字，喊得嗓子都哑了。
那时候的日子苦。戈壁滩上先头部队来的时候，搭帐篷、垒土灶。没有像样的住处，就挖地窝子——地下挖个坑，上面搭几根木头，盖一层苇席，再覆上厚土，人就在半地下的窝里住。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水缸结冰，人睡觉要戴帽子，早晨起来眉毛胡子上一层白霜。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有沟无水流，风刮石头跑，这是老矿山人编的顺口溜，说的就是当年的情景。吃的呢？窝窝头就咸菜，一星期能见一回荤腥就算改善生活。喝的水是苦的，从黄河里引上来，带着泥沙，澄清了才能喝。可没人叫苦。那时候的人心里有团火，那团火比炉膛里的铜水还热。带队的领导在动员大会上立过誓：住在郝家川，干在折腰山，死了打口铜棺材，埋在火焰山。这话糙得硌牙，可里头有股子狠劲儿——是把一辈子搭进去的狠劲儿。后来有领导来视察，站在矿山上往下看，巨大的采坑像大地张开的嘴，坑底的人小得像蚂蚁，可就是这帮蚂蚁，日日夜夜往外掏着宝贝。领导看了好一会儿，说了句，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从此艰苦奋斗就成了白银人的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来，跟家谱似的，写在每个人心里。
矿山上的工种分工细，各人有各人的营生。爆破工是矿山上的先头兵，他们扛着风钻在掌子面上打眼，钻杆突突突地往岩石里钻，粉末噗噗地往外喷，糊得脸上只看得见眼睛。炮眼打好之后装炸药、连线、撤到安全区，电闸一合，轰隆一声闷响，整个大山都跟着抖三抖。等硝烟散尽，装载机就开进去了。那装载机的大铲斗一斗能装好几吨矿石，举起来往矿车里一倒，咣当一声闷响，矿石在车厢里溅起一片火星。开装载机的司机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腰上垫着棉垫子，手把着操纵杆，身子随着机器起伏，跟骑马似的。矿石拉到选矿厂，球磨机轰隆隆地转着，钢球在里面咣当咣当把矿石碾成细粉，那声音昼夜不停，隔着一里地都能听见。浮选槽里翻着泡沫，药剂的味道呛鼻子，工人们戴着口罩守在一旁，时不时伸手探一下矿浆的温度和浓度，凭的是多年的手感。冶炼车间里最热，炉门口热浪扑面，人站在十几米外脸上都烤得发疼。炉前工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戴着石棉手套和防护面罩，端着长长的钢钎去捅炉口，通红的铜水从炉膛里淌出来，顺着溜槽流向模具，整个车间被映得通红通红的。浇铸线上铜水缓缓注入模具，冷却之后脱模，一块一块沉甸甸的铜锭码在库房里，摞得整整齐齐，紫红色的哑光温润厚道。
那些年，白银公司的铜产量在全国数一数二，撑起了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半边天。职工们的日子好过了，盖了家属楼，建了子弟学校，修了职工医院，还搭了个露天电影院。家属区是一排一排的红砖楼，楼前楼后种着杨树和柳树，夏天树荫浓密，树下摆着石桌石凳，老人们摇着蒲扇下棋，婆姨们凑在一起纳鞋底，娃娃们追逐打闹。水房在楼头，每天早晚各放一次水，家家户户拎着铁桶塑料桶去接，排着队，聊着天，水哗哗地流进桶里，冒着凉气。冬天暖气是厂里统一供的，锅炉房的烟囱冒着白烟，屋里暖烘烘的，外头冰天雪地也不怕。一到夏天的晚上，操场上拉起白幕布，放老电影，大人小孩搬着小马扎，一人手里一把扇子，一边扇蚊子一边看电影。孩子们在幕布前面跑来跑去，把自己的影子投上去，惹得后头的人喊：坐下！看不着了！可喊的人自己也在笑。电影放完了，散了场，人群三三两两地往回走，讨论着剧情，议论着谁家的娃考上了技校，谁家的媳妇又怀上了二胎。路灯昏黄黄的，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那时候谁都觉着，这日子会一直这么好下去，矿不会挖完，铜会一直流，好光景会长得看不到头。
然而到了后来，资源渐渐枯竭了，日子也紧巴过。地底下的矿不是取之不尽的，挖了那么些年，富矿采完了，剩的是贫矿，品位低，开采成本高。市场行情也跌宕起伏，铜价好的时候还能撑一撑，铜价一跌，企业就跟着晃。那十来年，日子过得熬煎。老一辈人讲，有些职工把菜市场丢弃的烂菜叶打包得一干二净，只为糊口。工资发不全，奖金更不用说，可没人怨。白银人有句话：有银用银，无银用力。没银子了，还有一把力气，还有一股心气。职工们自己动手，在厂区边上的空地上开荒种菜，搭架子养鸡，家家户户的阳台、窗台上都摆满了盆盆罐罐，种着小葱、韭菜、西红柿。夏天傍晚，下班回来，先不去屋里，先到菜地里浇浇水、拔拔草，顺手摘几个黄瓜西红柿，裤腿上蹭蹭就吃。孩子们跟在后面，满菜地撒欢，追蚂蚱，逮蝴蝶。
那些年，有人离开了。有的去南方打工，有的投奔亲戚，有的调去了别的单位。可更多的人留了下来。为啥？老矿山人说，这块地方，是我一锹一镐干出来的，舍不得。就这么一句舍不得，把多少人拴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继续下井，继续选矿，继续冶炼，用比以前更精打细算的办法，从贫矿里抠出每一克有用金属。技术上革新，管理上挖潜，成本上一分一分地降，质量上一毫一毫地提。正是靠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白银公司硬是从困境中一步步走出来，又活过来了。新上的项目、转型的产业、走出去的战略，让这个老国企重新有了生机。
如今的矿山公园里，还能看见当年那些斑驳的矿石标本，黄的、褐的、紫的、黑的，每一块都像凝固的火焰。锈迹斑斑的机器蹲在展台边上，像卸了鞍的老马，不吭声，可谁见了都知道它们拉过多重的车。一个上了岁数的退休老人常来逛，他佝偻着腰，背着手，在展柜前停住脚，半天不挪步。他的手指头颤颤地划过玻璃柜面，指着里面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工装的年轻人，站在刚建成的冶炼厂前，脸上灰扑扑的，可笑得格外灿烂。老人的嘴唇翕动着，好半天才发出声音：这是我师傅，那是我徒弟。旁边的小孙子仰着头问：爷爷，你也在里头吗？老人笑了，眼角堆起密密麻麻的褶子：在哩，在哩，爷爷在机器后头，看不见。可爷爷的力气，在那些铜里头哩。小孙子听不懂，可他看着爷爷脸上那表情，知道那是一种骄傲。什么骄傲呢？就是把一辈子交给了某样东西、那东西又实实在在地帮了国家一把的骄傲。那种骄傲，不需要说出来，可在老人的眼睛里亮着，亮得像刚出炉的铜水。
从矿山出来往黄河边走，就到了顾家善。这村子在黄河湾子上蹲了六百多年。据说老祖宗是从江南来的，戍边的兵丁，解了甲，卸了鞍，却卸不掉种花养草的习性。于是这黄土塬上的村子，就被江南的种子一点一点地染活了。春天的早晨进村，先听见的是鸟叫，再看见的是花。月季、牡丹、大丽花，一蓬一蓬地从墙头上探出来，从门缝里挤出来，从窗台上垂下来。白的像雪，粉的像霞，红的像火，挤挤挨挨地开成一片，满村子都是香的。老槐树底下坐着一群纳鞋底的婆姨，手里的针线上下翻飞，嘴上说着张家长李家短，脚边蹲着一只花猫，眯着眼打盹，尾巴梢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摆。村头的大爷在浇花，一根皮管子捏在手里，水花滋滋地喷出来，在太阳底下亮晶晶地散成一片雾。我凑过去搭话，大爷直起腰，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说，你看咱这村子，嫽不嫽？
嫽这个字，白银人常说，是好也是美。诗经里佼人僚兮的僚，就是它两千年前的祖宗。一个字传了两千多年，从夸美人到夸花，夸得稳稳当当，比那些城头变幻的大王旗还牢靠。这村子从前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大棚蔬菜的头一茬，就是在这儿长出来的。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愿意往这儿嫁，不为别的，就为这村子日子过得嫽。如今大棚还在，花也还在，村里又多了些民宿、茶馆、小饭馆。游客来了，在花径上拍照，在葡萄架底下喝茶，吃一顿柴火鸡，临走还要买几盆花带上。
平川区：地下的乌金与地表的窑火
从白银区往东，过黄河，就到了平川。黄河在这里不急不慢地淌着，水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太阳一照，金灿灿的。两岸的庄稼绿得冒油，玉米一人多高，叶子宽宽的，风一吹哗啦啦响，跟鼓掌似的。平川这地方，不光有陡城两千年的老街，不光有陶瓷小镇的窑火，还有地底下的乌金——煤。
煤炭这东西，不显山不露水，可没它不行。冬天取暖靠它，工厂烧锅炉靠它，发电靠它，冶炼也靠它。平川人管煤叫炭，说起来带着一股子亲切劲儿：走，拉炭去。好像炭是邻家大哥的名儿似的。
平川地下的煤，储量丰厚，煤质也好。老百姓说好烧，工业上说好用。矿井分布在王家山、魏家地、红会一带，一座一座的井架戳在半山坡上，远远就能看见。井架上的天轮日夜不停地转着，钢丝绳哗哗地上下，把矿工送下去，把煤炭提上来。那井架是钢结构的，黑黝黝的，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像一个个巨人伸着长臂，把地心的黑金一把一把地捞上来。
矿井深的有几百米。矿工们早晨换好工装，戴上安全帽，矿灯别在帽檐上，自救器挂在腰间，脚蹬厚重的胶靴。罐笼门一关，哐当一声响，人就往地底下沉了。头顶那圆圆的天光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一个小小的亮点，再一眨眼就彻底消失了。四周是黑，浓稠的黑，化不开的黑。只有头灯那一束光柱在巷道里晃来晃去，照着岩壁上湿润的水珠、照着轨道上铺着的碎石、照着前面工友的背影。巷道里凉飕飕的，可走不了多远，身上就热了。采煤工作面温度高，湿度大，人在里头跟蒸桑拿似的。采煤机一开，轰隆隆的声音灌满巷道，煤壁上的乌金被一刀一刀地切割下来，哗啦啦地落在刮板输送机上，黑亮的碎块挤挤挨挨地往外运，像一条黑色的河流。煤尘在灯光里飞舞，工人们戴着防尘口罩，可露在外面的眼睛依然亮亮的，闪着光。
在井下干活，讲究的是毕——什么事情都要做毕，做停当。安全帽要戴毕，系牢了扣带；矿灯要检毕，灯头、灯线、电池都得完好；自救器要挂毕，位置要顺手；操作规程要背毕，该先开哪个开关、后关哪个阀门，一丝一毫不能差。为啥这么讲究？地底下不比地面上，马虎一点儿就可能出大事。平川的老矿工带徒弟，头一句话就是，下井这活，拿命换钱呢。可你把自己的命看好了，就是把一家人的命看好了。说这话的时候，师傅的脸色是严肃的，没有平时开玩笑时的嘻嘻哈哈。徒弟记在心里，一辈子不敢忘。
井下巷道纵横交错，像一座地下迷宫。主巷道宽敞一些，可以走小电车，车顶上拖着电线，行驶起来吱吱嘎嘎地响，后面拖着一串矿车，里面装满了刚从工作面运出来的原煤。支巷道就窄多了，有的地方只能弯腰通过，头顶的岩层压得很低，支护的液压支架一根挨着一根，粗壮的钢柱撑住顶板，发出低沉的吱呀声。老矿工能从声音里听出顶板的压力变化，支架响得密了说明压力大，响得稀了说明稳定，这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掘进队的工作最危险，他们要在最前头开新巷道，打眼放炮、清理矸石、架设支护，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放炮之前，工长要亲自巡查一遍工作面，确认所有人都撤到了安全距离之外，才下达起爆命令。炮声响过之后，硝烟味弥漫在巷道里，呛得人直咳嗽，可大家还是得第一时间冲进去清理，为的是赶进度。
矿工们下了井，一待就是整整一班。中间饿了，就在巷道里吃班中餐——铝饭盒里装着馒头、咸菜，有时候有一块红烧肉，那是矿上食堂统一准备的。饭盒揣在怀里捂着，掏出来还是温的。就着水壶里的凉白开，三下五除二吃完，抹抹嘴，接着干。没有谁抱怨饭菜不好。大家心里清楚，从矿井深处把炭挖上来，送到地面，送到千家万户的炉膛里，这是多大的功劳。有一回在矿区家属院里，我碰见一个刚升井的矿工，浑身黑乎乎的，只剩眼白和牙是白的。他蹲在院子里抽烟，一个小丫头从屋里跑出来，扑过去抱住他的腿。矿工赶紧把烟掐了，弯腰把小丫头抱起来。小丫头拿小手抹他的脸，抹了一手的黑，咯咯地笑：爸爸是黑人！矿工也笑了，用黑乎乎的手指头刮了一下女儿的鼻子，说，黑人也是你爸。那一幕，让人心里头暖得发酸。
从矿井出来往地面走，经过洗煤厂、矸石山、铁路专用线，最后到了装车站。洗煤厂里，原煤被送入水洗设备，经过跳汰、浮选，精煤和矸石分离开来。洗出来的精煤亮晶晶的，含水量刚好，装车的时候不起尘。矸石山是另一番景象，灰白色的碎石堆成了山包，远远看去像一座雪山，走近了才闻见淡淡的硫磺味。矸石山上有拾炭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在碎石堆里翻捡没有洗干净的煤块，一天下来也能捡个几十斤，背回去自己烧或者卖给小炉匠。一列列火车停在站台上，黑色的车厢张开大口，等着被喂饱。装载机的铲斗一斗一斗地把精煤倒进去，动作又快又准，煤块落在车厢里噗噗地响，扬起的煤尘在落日里变成一团黄褐色的雾。装满一列，机车头拉响汽笛——长长的、闷闷的一声，然后车轮开始缓缓转动，越来越快，载着满车厢的乌金，哐当哐当地驶向远方。那些煤，有的去了发电厂，化作电流点亮了城市；有的去了钢铁厂，化作炉火烧红了铁水；有的去了千家万户，化作温暖守住了冬夜。平川人在地下挥汗如雨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们想的就是：把活干毕，把炭采出来，把钱挣回去。可正是这朴素的想法，点亮了无数扇窗户，温暖了无数双手。
除了煤矿，平川还有陶瓷。陶瓷跟煤是分不开的，烧窑需要火，火从煤来。平川的陶土也好，细腻，有韧性，烧出来的瓷器釉色温润。如今陶瓷小镇的老窑场虽然不烧了，可那些馒头似的窑包还在，像一个个蹲着的老人，守着满肚子的故事。窑场改成了作坊和展览馆，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拉坯。老师傅坐在转盘前，一坨泥巴在他手里听话极了，转盘一转，他的手指往泥上一搭，泥巴就“噌噌”地往上长，长成一个碗、一个罐、一个瓶。他的手指粗粗的，关节凸凸的，可灵巧得出奇，就那么轻轻地一捏一抹，器形就圆润了、匀称了。游客试的时候，泥巴不听话，东倒西歪的，不是偏了就是塌了。师傅不急，笑眯眯地纠正，说，手要稳，心要静。泥巴也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那语气，跟在井下带徒弟一样——有耐心，有包容，什么都顺着来，可规矩一样不能少。折腾半天，总算歪歪扭扭地立起一个杯子模样的东西，虽然丑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看，可捧在手里，热乎乎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
平川最老的村子叫陡城。城建在山峁上，陡陡的，从底下往上看，像一座碉堡。上城的坡道窄窄的，石阶被几百年的脚板子磨得溜光，雨天踩上去能照见人影。城里头的老街曲曲折折的，两边是老屋子，土坯墙，灰瓦顶，门楣上雕着花，有的还留着民国年间的字号。老街上的老人说，这街以前热闹得很。那时候驼队从这儿过，驮着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往西走，又把西边的毛皮、药材驮回来。如今驼队没有了，可老街还在，只是换了热闹的法子——逢年过节，街上的社火闹得红火。村里还建了个积分超市，谁家院子扫得干净积一分，谁家婆媳和睦积一分，谁家娃考了好成绩也积一分。分攒够了能去超市换东西，不金贵，可家家户户都跟比赛似的，把日子过得齐整。村支书说，过去是乌眼珠见了白银子，见钱就眼红；如今是眼红了也不乱来，大伙儿按规矩来，日子就毕咧。